《戴厚英文集》作者：戴厚英【chm】

东鹭

走近戴厚英

　

　　最近读了一点戴厚英的和关于戴厚英的文章，有点小小的感想。

　　可以说我对戴厚英的认识有一个一波三折的过程。最初知道戴厚英这一作家自然是在大学时期的教科书上。书中有一段关于她用文学作品肯定人性和人道主义的记述，还有几句对其长篇小说《人啊，人》的概括。随后我找来《人啊，人》并且很认真地拜读了。当时的震撼力是可想而知的，内容却记不太清了。我由衷的佩服这个女作家，一个女作家竟也能写出这样有厚重感的作品是出乎我的意料的，由此我记住了这个名字——戴厚英。

　　现在已事隔三年，我终于又有了了解她的机会。这次我并没有急于去读她的作品，而是想对戴厚英本人有个大致的了解，因为古人有云“知人论世”。找来找去图书馆只有一本吴中杰和高云主编的《戴厚英啊戴厚英》。前言是由吴中杰写的，第一句竟然是“1996年8月25日，著名作家戴厚英和她的侄女戴慧在上海寓所惨遭歹徒杀害”。这一消息一下子让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到底是怎么回事？一连串的问号在我的脑子里盘旋。原来这是一本关于悼念戴厚英的纪念文集啊。我急切地读着想知道这一事件的原因更想了解戴厚英的传奇身世。

　　从这本书中，我得知戴厚英在文革中有“小钢炮”之称，曾经批判过很多人，甚至是自己的老师钱谷融。同样是在文革中戴厚英与闻捷发生过一段诚挚的恋情，但是未果，最终以闻捷自杀告终。戴厚英性格率直，很重乡土之情，也乐善好施。也正是因为自己的乐善好施却给自己招来了杀身之祸，凶手竟然是自己中学时代一位老师的孙子。以及作品《人啊，人》、《诗人之死》等的出版遇到了很多波折，并且发表后遭到了批判。所有这些关于戴厚英及其作品的事情全部由《戴厚英啊戴厚英》这本书而得知，可见这本书对于戴厚英的研究来说贡献不小。大概是最近总沉浸在“文革”“文革文学”中的原故，不自觉中竟受了文革“阶级斗争”的影响，一时间这些事情在我的脑海里分成两派，我不知道该把戴厚英看成是“好人”还是“坏人”。戴厚英在文革中批判过很多老作家，这在其对老师钱谷融先生直呼其名的批判可见一斑，她能言善辩，说话刻毒肯定对很多老作家造成过无法弥补的伤害。尽管吴中杰一再著文为戴辩护，称其在文革中是御用文人，只是革命前台的小将，可以说做的也是鲁迅先生所说的“遵命文学”，可是难道因为这样戴厚英就可以逃脱谴责了吗？即使她能够逃脱了世人的，逃脱了历史的，可是她能够逃脱自己良心的谴责吗？虽然“文革”已经离我们远去，甚至很多人已经开始逐渐遗忘——可见中国是一个多么善于遗忘的国度啊——而我或许就因为这一点对戴还是心存芥蒂。很多人都承认“文革”是荒诞的、错误的。但是这个错误的责任应该由谁来承担呢？历史吗？是的，很多人把文革的错误归罪于历史，认为个人不该承担，也无法承担，但是历史不恰恰是一代代人连接起来的吗？造就历史的不恰恰是生活在当中的一个个个人构成的吗？历史的错误应该由谁来承担？难道不是我们人类自己吗？如果生活在历史中的所有“戴厚英”都用理性来思考一下，用自己的良心，负责人地去行事，而不是一味的服从和盲从，试想一下历史会不会因此有个转变？说到这里我还想多说一句，那就是知识分子的良心与责任问题。倘若说责任是个球的话，知识分子将其推来推去或许这一逃脱责任的本身就说明知识分子还是有责任感的，但是恐怕现在我要问的是“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

　　言归正传，也许就是这个令我耿耿于怀的想法让我对戴厚英有了小小的偏见。坦白的说我是带着偏见去读戴厚英的《诗人之死》，《脑裂》和《空谷足音》的。但是很快我的这种偏见就被证明是错误的。更何况人无完人，金无足赤，人生在世谁能不犯错误呢？正如萧乾先生所言“一生谨小慎微的人大概永远不会犯错误，挨批评，因而也不需要些检讨。然而人要是没点棱角，成天价四平八稳的打发日子，一举一动先琢磨周围的气氛，望着各方的眼色行事，那种活法是在无趣，那么过一辈子也寡然无味。戴厚英的为人正相反。她不但性格刚强，而且对待一切事物都观点明确，有时甚至难免走极端。”但是难能可贵的是“她一旦醒悟后，就绝不文过饰非，而且会坦诚地纠正自己。”所以我的偏见自然在这几部作品的阅读中，随着对戴厚英的越加理解而慢慢地冰然而释了。

　　尤其是在读《诗人之死》的过程中，我时而激动时而掩卷沉思。《诗人之死》与其说是部小说，而不如说是个真实的故事。因为所有读过这部作品和了解戴闻恋情的人都知道，向南和余子期就是戴厚英跟闻捷。可以说一开始的时候我不太喜欢向南的性格，觉得率直的有些近于幼稚，缺心眼。但是比起冯文峰的满腹心机，游若冰的优柔寡断，我越来越喜欢向南的坦率和快言快语。当向南因其爽快的个性而让巧娣对她产生的误会时，我是多么的为她担心。读到这里我真恨不得自己跑进去告诉马大海和张巧娣，向南是个怎样的人。后来大家互相了解，而马大海和张巧娣又都不是无中生有之人，我悬着的心终于落地了，发自心底地为向南感到高兴。向南给卢文弟的六封信可以看作贯穿全文的线索，更可以认为是向南或戴厚英本人对于文革的理性反思。

　　戴厚英曾说这一生她做过一次绝对不能自我原谅的事，那就是关于闻捷的死。所以在写《诗人之死》时，戴厚英的心情可想而知。或许正是因为受了血和泪浸润，《诗人之死》才更显得神圣和刻骨铭心。戴厚英一再提及《诗人之死》写得太过仓促，没有一定的距离，违背了文学创作的常识，因而本可以写得更好些。但我不这样认为，正如戴厚英自己所说“一个十分偶然的事情打开了痛苦的记忆闸门，难以抑制的情感喷泉似的汹涌而出”，因此《诗人之死》读来有一气呵成，淋漓尽致之感。或许这部作品本身并没有给出过多的理性思考，但正因为这个缘故，它为读者提供了一个深入思考的空间。因此读后久经回味，依然有种大气的厚重感。

　　戴厚英就是这样一个人，简单，直率，重感情，并且用自己的一生思考着命运和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