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媒称,虽然在海外几乎不为人知,但日本有被称为“三大Doya街”的特殊街区。 据《日本经济新闻》网站1月29日报道,Doya是日语中“宿(yado)”倒着读的发音,指的是低廉的简易住所聚集区。 报道称,Doya街起源于日本的经济高速发展期,与大量日工劳动者聚集于这里的职业介绍所有关。日工劳动者在这里找到工作后,一起坐上卡车,到建筑工地等地方工作,拿到当天工资,再用这些钱住在这里,渐渐形成了街区。 南千住的寂静夜晚。(视觉中国) 据悉,日本有三大Doya街。最为有名的是东京南千住的“山谷Doya街”,位于“山谷(sanya)地区”。山谷并非地址,而是通称。附近的车站有JR南千住站,还有地铁日比谷线、筑波Express等三条路线,是一个交通便利的地方,从车站出发徒步数分钟即可到达山谷地区。到了山谷,即使是完全对此地没有概念的人,也能感受到“特殊的氛围”。 据报道,从车站出发,经过步行4至5分钟的泪桥十字路口,就进入山谷地区。在十多年前,进入这里的瞬间就能看到拿着酒瓶的男人们在大白天就醉醺醺地转来转去。 坐在地面上的人也很多,大部分都是中年以上的男性。他们不会给行人带来伤害,而且周围有很多普通住宅,是可以正常通过的,但这里的确与日本其他地方明显不同。 【延伸阅读】在这个终极原则下,奥斯威辛集中营遗迹保存竟成难题 许多集中营的文物和建筑,维护状态逐年持续恶化。图/美联社 参考消息网1月30日报道台湾联合新闻网1月25日刊登题为《集中营保存大计划:奥斯威辛遗迹劣化中的修复难题》文章,文章摘编如下: 人类惨痛历史的遗迹,应该保存吗?位于波兰的奥斯威辛集中营,是见证“纳粹大屠杀”黑暗历史的重要文化遗产。今年1月27日是奥斯威辛解放74周年,许多集中营的文物和建筑,维护状态却逐年持续恶化。但作为教育警示的集中营,到底该如何保存?要修复到什么程度?也引发了各方不同意见的拉扯。承载历史记忆的奥斯威辛,在当代面临了时间流逝的考验与文资保存的难题。 奥斯威辛集中营位于波兰南方大城——克拉科夫——的邻近郊区,是纳粹德国建立规模最大、最为惨烈的集中营与灭绝营。在二战时期,被送往奥斯威辛集中营的犯人,受到种族、宗教、政治、性向上的迫害,被迫从事苛刻的劳动、或是沦为纳粹人体实验下的白老鼠。根据统计,奥斯威辛集中营有超过110万名犯人遭受迫害与折磨死亡,其中约90%都是犹太人。 直到二战尾声,德军大势已去,奥斯威辛集中营才在1945年1月27日解放,并在战后的1947年,由波兰国会立法通过,将奥斯威辛集中营的一号营“奥斯威辛”以及二号营“比克瑙”,转型为纪念博物馆。然而,奥斯威辛集中营的保存工作,却也在此后遭遇了种种难题。 奥斯威辛集中营有超过110万名犯人遭受迫害与折磨死亡,其中约90%都是犹太人。1947年,波兰国会立法通过,将奥斯威辛转型为纪念博物馆。图/美联社 研究犹太大屠杀的荷兰建筑历史学家——范·佩尔特接受访问时就表示,不少集中营幸存者告诉他,“对于没有亲身经历的游客而言,奥斯威辛集中营能教给他们的真的不多。”保存集中营对于幸存者更具意义,只要还有一位受难者仍活着,那么集中营就该为了他们妥善保存。 但在所有幸存者逝世后,“向集中营受难者及幸存者致意的最好方式,或许是将之尘封,让草木荆棘蔓生其上,将人类最不自然的产物消抹掉。”认为集中营已形同“游客主题乐园”的范·佩尔特当时如此倡议。不过,包含时任波兰外交部长、奥斯威辛幸存者的巴托谢夫斯基都对此大表反对。 同年,甫成立的“奥斯威辛-比克瑙基金会”更获得了来自国际——一半为德国——的1.2亿欧元(1欧元约合人民币7.7元——本网注)援助经费,因此得以继续维持集中营及博物馆的经营,展开一系列重要的保存工作。 博物馆的文物保存团队认为:无论是大屠杀受难者或是罪行者的遗留物品,没有任何一件证物应该消逝,应完整保存以警示后世这场人类浩劫的惨痛教训。为此,团队延揽了来自各国各个相关领域,共41名专家,负责奥斯威辛集中营的保存工作。但要如何维护文物呢? 荷兰建筑历史学家范·佩尔特认为保存集中营对于幸存者更具意义,图为2015年奥斯威辛幸存者返回集中营原址。图/美联社 我们的铁则是:保存,而不是修到好。 德籍保存师博尔曼曾表示。在首席保存师皮乌罗的要求下,奥斯威辛的文物建筑保存团队,奉行“保存真实性”的终极原则。 目前纪念博物馆存放室以及展间,藏有当年奥斯威辛犯人遗留下的手提箱3000件、牙刷5000只、11万只残鞋,还有大量的毛发、眼镜、义肢等物件。专家们予以这些遗留文物适度的修复和保存,但却不将文物或建筑“还原”到最初的全新模样。博尔曼表示,“当然,没有什么永垂不朽”,但他们的工作,就是尽可能“减缓朽坏的速度”。 然而基于诸多现实因素影响,要保存“原始的奥斯威辛”——尤其在文物数量庞大、建筑体老旧之下——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德国《明镜》周刊指出:“保存真实性”本身就是一项时常相互矛盾的难题,要保存、延长文物寿命,同时又不改变原物质结构,甚至用复制品替代,更是困难。 集中营受难者遗留文物为数庞大,让保存工作难度升级。图/路透社 团队的工作就是尽可能“减缓朽坏的速度”。被送到奥斯威辛的犯人,身家手提箱等,都会被清点没收。图/路透社 像是集中营区内,原本用来关押女犯的营房群,如今就几乎面临注定毁坏的命运。由于集中营建造时工程马虎,这45间营房又建造在软土之上,因此长年下来难以承受砖屋重量,许多外墙目前也只能靠着木柱支撑,保存维护工程极为紧迫。更不用说在二号营的比克瑙,大部分建筑物以木造为主,保存任务亦十分艰巨。 而比克瑙的三号火葬场,由于早在纳粹弃逃之际,就被放了一把火试图灭迹,超过一甲子过去后,其下方土壤日渐压迫、威胁到火葬场的地下建筑体,为了以对文物最低限度的影响进行保存工作,保存团队于是决定大费周章地,在建筑物的地下周围,添上一道水泥防道。 然而,“保存真实性”的原则有时候却仍不得不妥协。像是现今奥斯威辛入口大门上,标志性的“劳动带来自由”标牌,因为在2009年遭瑞典新纳粹分子偷窃,被锯成三块,尽管日后寻回、透过焊接技术修复了,但基于文物安全考量,原标牌最终仍没有重新安上原处,只以复制品代替。 “劳动/使你/自由”,2009年,这块标志性的入口标牌遭窃后被锯成三块,寻回后由馆方团队进行修复。图/美联社 木造营房,让保存工作变得更艰难。图/欧新社 由于战后波兰百废待举,难以拨出庞大经费,另行建造博物馆建筑,存放文物,因此奥斯威辛如今既是历史遗迹,也同时是个博物馆,建筑物群内设有许多说明标示、图板等,供访客参观或是教育目的。过去20年间,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每年参观人次,也从40万暴增到了220万,也使得馆方不得不采取策略,限制每日参观人次上限。 博物馆以奥斯威辛一号主营区营为主,但二号营的比克瑙,才是当时纳粹主要的“灭绝营”,设有刑场、毒气室等。因此,许多相关文物当时都被从二号营搬迁至一号营。种种因素之下,使得今日的奥斯威辛集中营,在完整还原历史面貌上,遭遇现实因素限制。 面对奥斯威辛的保存工作,以及“最低限度介入”的保存原则,“保存大计划”的主持人鲁赞诺夫斯卡强调: 现今奥斯威辛集中营博物馆的主要两个营区(三号营目前未开放),共占地1.91平方千米,其中包含155栋建筑物、300个残迹,以及长约两公里的铁轨道。在1979年,奥斯威辛集中营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 奥斯威辛博物馆的保存团队,秉持“最低限度介入”的保存原则。图/法新社 (2019-01-30 00:18:00) 【延伸阅读】柏林房价飞涨引发社会争议 马克思大街的房屋由谁做主? 参考消息网1月29日报道法媒称,卡尔·马克思大街是前东德政府的代表作。这条宽阔的大街两旁都是供同志们居住的斯大林式建筑。今天,这条大道却成为反对柏林中产阶级化(上世纪60年代末西方发达国家的一种现象,特征是城市中上阶层重新由郊区返回市中心区居住而导致那里房价上升,把低收入阶层挤走——本网注)之战的前线。 据法新社1月27日报道,一家房地产公司打算把这条街上的700套房子抛售给另一家公司,这引发租户的愤怒,他们担心这可能引起租金飞涨。 马克思大街(法新社) 2018年11月爆发的斗争以这些房子实际重新收归国有告终,结束了社会保障住宅私有化的趋势,使这些房子的所有权重新回归其社会主义源头。 报道称,这场象征性的斗争还在柏林引发一场争论,围绕是否应当允许政府采取激烈手段征用公寓楼。 柏林市长米夏埃尔·米勒说,这场针对房地产投机的战斗才刚刚开始,柏林将按照卡尔·马克思大街的模式从私人手里收回更多的公寓。 卡尔·马克思大街的租客安雅·克勒说:“这意味着私有化将停止下来,公寓将通过政府住宅管理者再次由柏林市负责。” 马克思大街(法新社) 但是,把卡尔·马克思大街的楼房重新收归国有将使政府付出高昂代价,预计需要9000万到1亿欧元(约合6.9亿至7.7亿元人民币——本网注)。 批评者还指责,这将违反保护私有财产权的原则。 据报道,像世界各地的城市一样,柏林的房价也在上涨:这些年来,柏林抛弃冷战时代分裂的过去,建立自身的政治力量,并且成为旅游业和社交聚会的热点以及吸引投资的磁石。 尽管柏林市还有大片未建土地,新楼也像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当地很多低收入者却越来越被高房价挤走。 房价上涨在卡尔·马克思大街这样的地方更为明显,这里从地理位置上靠近统一后的柏林市中心。 马克思大街(法新社) 卡尔·马克思大街宽90米,两旁都是七层到九层的楼房群,是上世纪50年代典型的社会主义建筑风格。 报道称,在统一后的德国,有些人觉得共产党时代的印记令人压抑。但是,很多人把这条街称作自己的家,无论如何都不愿意放弃。 这些建筑绵延2.6公里,穿过东柏林的心脏,也因为花形的装饰被称作“结婚蛋糕式的工人宫殿”。 在其中一幢楼里住了15年的安雅·克勒说,东德时代,这里的居民从“工厂工人到经理”都有,彼此都是邻居。 同时身为租户代表的克勒说:“我也来自东德,在这些建筑里,我看到那个政权的积极一面:低价的住房保障。” 据报道,1990年两德统一后,曾经由政府所有的单元房委托给了地方政府,后者从1993年开始走上部分私有化的道路。 尽管涉及的700套房子都属于私人,房租仅为每平方米10欧元,处于目前市场价的低端。 但是,2018年11月,租户们得知,房产所有者打算把三个街区的房子卖给房地产财团德意志房地产公司。这个消息引起公开反对,租户担心在柏林及周边地区有11.5万套房子的德意志房地产公司可能大大提高房租。 居民、律师和政客纷纷行动,成功迫使法庭下令暂停销售,租户正在考虑根据柏林房地产的法规使用自己的优先购买权。 报道称,足够多的租户要求把这些建筑重新收归国有,这是具有讽刺意味的历史回响。 (2019-01-29 14:28:25) 【延伸阅读】听众口味变了?英媒:流行歌曲变得越来越愤怒悲伤 参考消息网1月28日报道英媒称,专家说,在过去60年里,流行歌曲变得越来越愤怒和悲伤。 据英国《每日邮报》网站1月25日报道,研究人员分析了上世纪50年代至2016年畅销歌曲的歌词,发现表达愤怒和悲伤的歌词增加了,而表达快乐的歌词减少了。 报道称,美国研究小组对登上每年“公告牌(Billboard)百强单曲榜”的六千多首歌曲的歌词进行了研究。 过去,歌曲的排名主要看唱片销量、收音机和点唱机播放量,但最近的排名是基于其他受欢迎程度指标,比如流媒体和社交媒体播放量,以反映音乐消费的变化。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据报道,研究人员使用“自动量化情绪”对每首歌中表达的心情进行了分析。“自动量化情绪”用歌词中的单词或词组表达的一组语调来分析每个单词或词组。歌词的所有单词和词组所表达的语调合在一起,就决定了该首歌的情绪。 将每年“公告牌百强单曲榜”上的全部歌曲表达的各种情绪进行平均,根据每年的平均值来衡量某种情绪的表达是增加了、减少了还是保持不变。 分析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流行音乐歌词中愤怒的表达逐渐增加。 研究报告的两执笔者之一、密歇根劳伦斯理工大学的利奥尔·沙米尔说:“歌词情绪的变化未必反映了音乐人和词作者想要表达的内容,而更多的是与音乐消费者每年想听什么有关。” 报道称,上世纪50年代中期发布的歌曲是最不愤怒的,此后歌词表达的愤怒逐渐增加,2015年达到顶峰。上世纪50年代的乐迷偏爱欢快的歌曲,而现代音乐消费者对表达悲伤或愤怒的歌曲更感兴趣。 这一发现发表在《流行音乐研究杂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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