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12月14日晚，国民党第26路军在参谋长赵博生和旅长季振同、董振堂及团长黄中岳率领下，1.5万余人在江西宁都举行起义，投向红军。
随后，官兵扯掉青天白日旗，跨过梅江大桥，向中央苏区开进。
第二天晚上，党中央宣布成立红军第五军团，由季振同任总指挥，董振堂为副总指挥兼第13军军长，赵博生任军团参谋长。
这一次起义，使得红军在一夜之间总兵力增加五分之一。震惊中外。
这支部队终究是从旧军队而来的，起义后，开赴苏区进行整训。尽管他们受到了红军和苏区群众的热情迎接，但是，在整训过程中，还是有不少营以上干部，特别是军、师直属单位干部走掉。
为什么？
因为那时的口号是：愿留下的欢迎，要求走的欢送，发给路费，来去自愿。
为何营以上干部走了不少呢？
除了来去自愿的政策外，还与这些军官的认识有关。
这些军、师干部平时条件优厚，参加红军后吃不了苦，还一个原因是不愿断绝与家庭和亲友关系。
这种“走”，是很厉害的。当时在红14军担任侦察科长的孙毅回忆：“一天，（军长）我陪一些营团干部吃饭，我看到营团干部一次就走了60多人。我们参谋处一个姓魏的处长也走了。”
结果，（除了原来的党员外）反而像孙毅这样家里很穷，没有什么牵挂的人留下来了。
不过，他们也并非就没有亲人。孙毅说：“为了不连累家庭，暴动之后，整整十年同家里和亲属断绝了联系。”
然而，留下来都是精英。孙毅后来回忆在著名的水口圩战役中，“尽管天剑十分艰苦，（红五军团与敌人）激战三天三夜，光我14军就牺牲1000多人，但士气始终旺盛，没有一个临阵逃脱，经受住一次严峻考验。”
他们的坚持和付出，最终获得了回报。
1955年解放军授衔时，在宁都起义的1.5万余人中单单将军就出了30多位。事实上，在随后的战斗中，不少当初跑回去的人当上了红军、解放军的俘虏。当他们看到昔日的小部下一个个已经成为红军、解放军的高级指挥员，威风凛凛时，悔之莫及，“肠子都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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