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军克星的出现：曾国藩湘军的组建，开了军队为私人所有的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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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3年1月，因母丧在家守制的曾国藩接到朝廷诏令，要他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从此曾国藩走上了组建编练湘军的道路。

湘军士兵的来源，主要靠招募。湘军最初3营是湘乡团勇，全是本乡本土的农民。后来成立新营，曾国藩采取先委派营官，然后令其各回本县募勇的办法。这就确保了所募勇弁必然与营官有某种同乡关系。随着湘军的发展，形成逐层递选制度，即“先择将而后募勇，有将领而后有营官，有营官而后有哨官”。为保证勇丁必须是合格的农民，曾国藩在《营规》中明确规定：“须择技艺娴熟，年轻力壮，朴实而有农夫土气者为上，其油头滑面，有市井气者，有衙门气者，概不收用”，同时还须“取具保结”，登记府县、里居、父母、兄弟、妻子、名姓，存档备查。

曾国藩之所以敢制定如此严苛的募勇要求，是因为他给招募的弁勇以厚饷。曾国藩定正勇月饷4.2两，亲兵护勇略过此数。营官月饷50两，外给公费银159两，以为支付帮办等人月薪、置办旗帜号衣等费用。但其结余归入营官私有。湘军粮饷虽不及其他勇营中之最高者，但已大大优于绿营。正勇月饷高于绿营兵马一倍，与一般农民的年收入更有天渊之别。因粮饷丰富，农民踊跃应募，甚至有出钱贿买入伍者。

在注重募勇的同时，曾国藩更看重的还是选将。曾国藩痛切地感到：“不难于勇，而难于带勇之人。”为此他提出带勇之人必须具备四个条件：“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急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这四条又可以归结为“忠义血性”，有则“四者相从以俱至”，否则“终不可侍”。他选拔将才不论资格、官阶，只看是否符合这四个条件，尤其看是否为“忠义血性”之人。为此他提拔了一批出身寒微但饱受程朱理学熏陶的士人，这些人在实践中表现出干练的才能、踏实吃苦的作风，从而与腐败的官场和绿营习气形成了强烈的对照。

与绿营之兵均为世兵且兵将分离的状况不同，湘军之勇均为招募，应募入伍为勇，出伍则仍为民；将弁中，高级将领由大帅亲自选拔，各级弁目则为逐层递选。这就使湘军上自将官、下至弁勇，视选拔他们的各级头目为恩主，把优厚的粮饷视为恩主的私惠。各级将领对曾国藩更是感恩戴德。此外，曾国藩等大帅还提倡师生、戚友、同族、兄弟同入湘军，同在一军，甚至同在一营。如曾国藩之弟国葆、国华、国荃，江忠源亲弟忠浚、忠济、忠淑，祖弟忠义、忠信、忠朝等，都是兄弟同入湘军，同在一军。更有一些人本非师生兄弟，入军后通过拜师、结金兰，也成了师生和异性兄弟。湘军中既有着军队等级森严、制约性极强的上下级关系，又有着如上所说的同乡、师生、戚友、家族和恩主交叉重叠的私人关系网。胡林翼、左宗棠，特别是曾国藩，既是统帅，又是这种特制关系的总纲。具备这两套系统的湘军，成了排他性很强的兵为将有的军队，唯曾、胡、左之命是从，他人根本无法指挥。这样的军队即在对太平军作战时保持了极高的战斗力，并最终平定了太平天国运动，同时也开了近代中国军队为私人所有的先河，为后来北洋军阀的混战割据埋下隐患。